新冠病毒与文明冲突：一样的疫情，不同的措施
目前，疫情已经蔓延到许多国家，不少欧洲国家采取了防治疫情的特殊政策。这场灾难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能远超我们想象。最近国外的防治政策引发了国内媒体和网友们的广泛讨论，本文将会给各位读者呈现另一种视角——国外学者如何看待欧洲防疫政策。（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各位读者在评论区理性发表自己的看法。）
（图片转自lof@核桃子 思庐鸣谢）
过去两个月，我一直在亚洲旅游，从巴基斯坦到菲律宾，中间曾在印度、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短暂停留。这几个月正好是新冠病毒疫情迅速扩展的时期，从我们日常新闻中微弱的回声快速成长为我们人生最重大的事件，疫情已经成为谷歌趋势历史上最大的故事。
旅行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整个亚洲对疫情的重视。在欧美，至少在政治领域，新冠病毒一直被当作一个笑话和笼统的轻浮举止来看待，虽然在意大利等国家，人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改变，出现了戏剧性转向。新加坡启动了严重依赖科技的庞大和有条不紊的高效应急管理系统，但同时也要求公民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在越南和菲律宾，政府的反应一直没有如此井然有序，应对有方，但是紧张焦虑的情绪显然随处可见。在尼泊尔和印度，甚至最贫穷的洋车夫和最虔诚的朝圣者也都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有些国家，2003年的萨斯爆发是一场规范性体验。在很多人看来，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啊。即使受害者数量有限，但它对整个地区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人们都不由自主地询问，如果更严重的传染性病毒灾难再次发生，该怎么办？科学家们说，在高峰时期，感染新冠病毒者释放的病毒比萨斯感染时的病毒多一千多倍。萨斯病毒位于肺部深处，新冠病毒在你的喉咙处，随时准备传播。
这场疫情的爆发也暴露出其他方面的分裂。就在我乘坐空荡荡的飞机旅行时，不断想到一个问题：我们面临共同的病毒，但每个社会似乎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应对疫情，这是在显得非常醒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就是主要分裂之一。这解释了亚洲应对疫情的严肃性。如果考虑到贫困和疾病仍然是过去两三代人都司空见惯的事情，你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世界瞬间崩溃的可能性。美国人和欧洲人询问自己如何生存下去或者如何保护自己亲人的问题的合理性要小得多，他们很可能问自己的问题是——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突然之间变得非常明显的还有政治思想家写作的政治氛围和心态所发生的微妙变化。我感到纳闷，社会心态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成为病毒感染的热点地区。就在武汉的消息开始到来时，我想到了之前参访这个城市的情景：拥挤的餐馆里为食客提供美味的小龙虾，人们围着火锅长时间聚餐，社区里热闹活跃的生活，还有海鲜批发市场的喧嚣。但是，现在中国不是这样了。南欧的人见面相互打招呼时要接吻一两次。伊朗人要拥挤在一起长时间进行白天的祈祷。或许这些都是因素，但人们的不同回应与其说是肤色差异倒不如说是文化差异。
现在，战胜疫情能力的最充满希望的消息来自可以被大致称为儒家世界的地方。新加坡最早遭遇这个灾难，也迅速从中恢复过来。越南已经显示出控制疫情扩散的了不起的能力，韩国已经证明每天能够检测一万多人，并且建立了检测中心，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就发现新冠病毒。这些事实说明儒家道德系统的好处吗？这种道德强调义务而不是权利，更多强调行为习惯的得体性和更大社会群体定义的措施和法则。就在昨天，我收到来自中国一所大学的电子邮件，告诉我计划于5月举行的学术会议将继续按计划进行。信的作者借用这次机会提出一点，等到会议开始时，中国将比欧洲和美国更加安全得多。接着他得出结论，宣称新冠病毒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更优越。中国当局抱怨说疫情被有些渴望依靠贬低中国政权而抬高自己的人政治化了，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在大国竞争时期到来之际，这次疫情提供了重新开启文明冲突的绝佳背景。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将缓慢地采用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共识似乎已经被新的认识所取代，即中国共产党已经坚定地承诺于另外一种模式，而且他们试图已经开始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我们知道普遍化的模式间竞赛或者竞争已经开始了，但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竞争的背景是什么。冲突将发生在依照西方法则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制内吗？那么，美国的很多人肯定相信他们绝对会赢得这场战争胜利。
新冠病毒已经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不同答案。就像从前的文明冲突一样，当今的文明冲突从来不是思想战争或观点战争。最终的胜利者是那些掌握技术和赢得对自然力量更高程度控制权的人。这个背景不是固定不变的或稳定的。争夺的战场可能如流动的沙丘一般，随着新威胁的出现——气候变化和流行传染病而不断变化，开发出的新技术和全球权力分配的变化都将腐蚀现有体制。
美国现在面临的威胁决不仅仅是中国的制造业实力或者关键的数字技术等，而是更加微妙和危险得多的威胁。新冠病毒破坏了人们的预期，暴露出你可能不知道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它将迫使美国在威胁社会稳定的新的和意料之外的技术和政治威胁等中立场地开始与中国竞争。请考虑这个因素：在中国，数千万人被封闭在家中，就在这个国家的感染人数达到当今美国的规模时就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来三家全新的医院。虽然如此，这个反应速度还被普遍认为是来得太晚了。是什么给美国人如此大的信心，他们能够比中国做得更好？我听到的唯一解释是美国和中国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但是，期待你的价值观能够保护你免受世界的侵袭，那不是鬼扯吗？那是生命的宗教途径而不是科学途径啊。
这就到了或许可以返回上文提到的严肃性要点上了。到现在为止，在疫情期间从美国传来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不是新医院而是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愚蠢的噱头，他在前往众议院发言席上时戴了巨大的防毒面具来投票支持战胜病毒的紧急拨款法案，他想以此方式嘲笑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担忧。中国人已经注意到并加大了宣传的力度。他们传达主要信息是什么？你能相信美国在紧急状态下做出正确选择吗？
在过去几个月里，在与硅谷人士的若干次对话中，我试图论证说美国已经忘记了现代社会本质的重要教训。技术是一项集体事业。你不可能依靠个体的创造性引进新的革命性技术。机构和管理制度需要做出改变，社会习惯需要被改造，整体社会风景也需要改变，如果我们要收获新技术的所有利益的话。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全社会需要共同前进。当社会试图回应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有关技术的重要教训——它解释了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彼得·蒂尔（Peter Thiel）描述的停滞状态或许证明同样具有相关性。美国能够作为整体铁板一块地共同进步吗？美国集体的威力已经萎缩到了这个程度，在需要时已经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了吗？
我的答案并不是直接了当的，因为我相信我们仍然错过了美国社会中真正独特的地方。单个人的无能似乎不能解释美国当局缺乏适当回应的窘境。这种状况背后是一种观念。虽然我们都在谈论欧洲价值观，但意大利似乎已经更多地拥抱了中国人对待新冠病毒的很多作法。这个国家的人口流动被严厉限制，所采取的措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国家都从来没有想到的。旅行被限制在只有“紧迫的、可证明的工作场景和紧急事态或者健康理由”的范围内。为了鼓励人们呆在家里，酒吧和餐厅被允许只能白天开放营业，而且要求顾客之间至少要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所有博物馆和文化场所也都封闭，夜总会、电影院、戏院、娱乐中心等都已经在周末之前关闭了。
将社会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中国和意大利赫然发现，或许令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美国似乎在走向不同的方向。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豪赌，假定美国和其他人不同，他们能够应对更高程度的风险。他的计划是管理疫情爆发而不是阻止疫情。要从内心认可社会是危险和矛盾冲突的场所，放弃所有改善社会的计划，这或许暴露了他深层的保守派心态，甚至具有隔代遗传的返祖特征，但是，美国人或许已经不再认为社会是个家了。在古老的美国体裁中，西方城镇并不能为西部牛仔提供一个家，那不是欧洲城市承诺为浪漫的漫游者提供的安全、方便、匿名的体验场所，而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敌意的凶险之地。
就当下来说，中国似乎在地缘政治游戏中跑在了前面。在经过了最初的犹豫不决时刻之后，中国已经显示出它能够在庞大规模上应对紧急事态，并获得公民很高程度的服从和配合。武汉的所有十四家方舱医院都已经关闭，因为这个城市的感染者数目持续下降（今天武汉新确诊病例已经请零——译注）。但是这个游戏结束了吗？如果那样说，就等于犯下评论家们犯下的同样错误，他们曾经2个月前预告中国共产党将因为新冠病毒而完蛋。
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中国或许非常接近战胜疫情，但这是在极端严厉的条件下进行的，为未来确定了先例。中国能够承受得起放松社会生活限制的后果吗？如果病毒死灰复燃，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先例意味着同样的严厉措施将重新开启，那么中国经济恐怕就再也无法恢复了。
不管怎样，隧道那头的世界看起来注定已经与我们刚刚进入隧道时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了。
布鲁诺·马卡斯（Bruno Maçães），哈得逊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著有《历史开始了：新美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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